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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耳节拍诱导的θ脑电波与其对催眠敏感性的影响
Brian Brady、LarryStevens Northern Arizona University
Abstract：
将催眠敏感性各不相同的六位受试者（2位低，2位中等，还有2位较高）暴露在3组各持续20分钟的，设计为θ脑波增强模式的双耳节拍的刺激下。并使用斯坦福催眠敏感性量表中的C表（SHSS:C）来对双耳节拍刺激前与刺激后的受试者进行评分。此外，还使用了时序性分析比较额叶θ波活动的基线部分与双耳节拍刺激部分。该实验设计成功使六位受试者中的五位前脑θ波活动增加。而催眠敏感性水平在高敏感的受试者组中保持稳定，在低敏感组与中敏感组则显著增加。
Introduction：
自18世纪晚期的Mesmer时代起，不同个体对催眠的反应就引起了催眠实践与研究者的注意。这一概念反映在了Mesmer(Laurence & Perry, 1988)，Braid (Waite, 1960)，和Frued (Frued, 1966)的早期著作中，而一个独立个体接受催眠的独特性，以及个体随时间不同而持续变化的催眠敏感性则一直在引发探讨。尽管人们早就i认识到个体差异对催眠的重要性，但一些试图改变或增强个体的催眠敏感性的尝试却已被证明是有问题的，或者存在争议。因此，今天的大多数催眠相关从业人员倾向于把催眠敏感性看作是一种相对稳定的，因人而异的特征。
对这种个体的催眠敏感性差异的长期观察最终孕育出了第一个可行的测量催眠敏感性的手段，即斯坦福催眠敏感性量表。表A与表B由Weitzenhoffer 与Hilgard（1959）制作。而出自同一团队之手的斯坦福催眠敏感性量表C（SHSS:C）（1962）包含了更大比例的较难的认知项目，其为量表两种早期版本的改进版。该量表本质上是一个逐渐上升的程序的指导，从相对简单的催眠诱导开始，逐渐过渡到更困难的催眠挑战。SHSS:C现今仍是最主要的评估催眠敏感性的方法，也是衡量其它测试评估方法所采用的“黄金标准”(Kurtz & Strube, 1996; Perry, Nadon & Button, 1992)。
催眠敏感性实际上不只是一种学术相关，或者“启发性的”兴趣相关的标准，因为它在维持身心健康与疾病的预防和治疗方面可能是一个重要因素。Bowers (1979)提出，接受催眠的能力在各种治疗或躯体障碍的改善中是很重要的，进一步证据表明，即使在并没有催眠参与的情况下，心理问题引发的身体疾病（即“心身障碍”）往往也与催眠敏感性相关(Bowers, 1982)。人们已经发现，对使用催眠术来减轻慢性疼痛、慢性面部疼痛、头痛与皮肤疾病（如疣、慢性荨麻疹和过敏性湿疹）的患者来说，施术效果与其催眠敏感性存在显著关系。最近的研究也支持催眠敏感性和负面情绪确实会介导不良症状和疾病（Wickramasekera, 1979 1994; Wickramasekera, Pope, & Kolm, 1996）。Ruzyla Smith, Barabasz, Barabasz and Warner (1995)研究了催眠对免疫应答的影响，并发现只有深度催眠的参与者的B细胞和辅助T细胞出现了显著增加。这一系列的研究不仅仅证明了催眠可以调节免疫系统的成分，还强调了个体之间对催眠的感受能力的不同对结果的影响。
对于催眠敏感性的调节来说，一个个体最开始对催眠的敏感程度可能是一个决定最终能进行到何种程度的调节的因素。Perry实践了一系列的研究（1977），使用了一系列较不敏感的个体来进行敏感度的调节训练，总的来说，他对个体敏感性调节的尝试并不成功。但是，Perry认为在中等敏感性的人群中进行这种尝试会更易成功。因为中等敏感性的个体可能已经表现出一定程度接受催眠的能力，并拥有体验催眠所必需的基本认知框架。此外，由于高敏感度的个体中存在潜在的天花板效应，对高敏感性人群的敏感度调节相较于中等人群来说要更慢。
另一方面，Perry的“个体的催眠敏感性是相对稳定的，不会随时间而产生较大变化”这种原始结论在受到其它研究人员的挑战。Bowers（1976）概述了一些会对催眠敏感性产生影响的方法，包括感觉剥夺、生理反馈、精神药物、催眠训练、个人成长和自然的发展变化。比如，Barabasz（1982）在对受试者进行了长时间的感官限制后，其催眠敏感性增加了一倍。但Diamond（1977）认为，要增加受试者的敏感性需要其具有配合的态度，并接受进入催眠的训练。Gorassini与Spanos（1986，1999）研发了卡勒顿技能训练规程，并研究表明即使受试者的催眠敏感性很低，若努力确保他们的合作，或用角色扮演的方式来引导他们做出合适的反应，或根据设计的故事情景来解释当前的情景，都可以产生显著，且相当大幅度的催眠敏感性的增加。现在看来，长期以来的研究很清楚地指出了，个体的催眠敏感性是可以被显著改变的。
催眠敏感性与脑电波的关系
早期的催眠与脑波相关的研究认为α波（8-12赫兹）可以作为催眠敏感性的示数，因为这种波形与放松、冥想、以及恍惚的意识状态有关。尽管脑波的常识在此，但Dumas（1977）与Perlini& Spanos（1991）发现在一般人群中并不存在α波与催眠感受性的关联性。而Dumas的这个结果后来又被Barabasz（1983）有力地驳斥了。早期研究还发现，高催眠敏感性的个体在静息状态下的θ波活动更大（Akpinar,Ulett and Itil, 1971; Galbraith, London, Leibovitz, Cooper & Hart, 1970;Tebecis, Provins, Farnbach & Pentony, 1975），然而，由于技术和方法的差异，这些早期研究很难相互证明。
基于严格的受试者筛选和数据把控，以及更新换代的记录和分析技术，近期的研究重新验证了脑电波与催眠敏感性的关系。Sabourin, Cutcomb, Crawford和Pribram（1990）发现，在不进入催眠的情况下，高催眠敏感性的受试者会比低敏感性的在4.0~7.75赫兹之间产生更强的θ波，且在额叶区域具有更大差异。Graffin, Ray与Lundy最近的一项研究的结果也表明，与低催眠敏感性的受试者相比，高敏感性的受试者在额叶和颞叶表现出更多的θ波活动。根据Crawford课题组的结果，θ波活动，或者更具体地说，高频θ波或者说在5.5~7.5赫兹之间的脑电波和催眠敏感性并非仅仅是有强烈的正向关系，而是和催眠敏感性最相关的脑电波类型。DePascalis与其合作者们（DePascalis & Ray, 1998;DePascalis, Ray, Tranquillo & Amico, 1998; DePascalis, 1999）做出了一些支持这种催眠敏感性与高/低θ波功率的研究，尽管DePascalis（1999）做出了一些矛盾的结果。此外，这些研究人员还贡献了一些催眠感受性与40赫兹以上高频β波的关联的探索，理论上被称作“专注唤起状态”（Sheer, 1976）。虽然其它一些研究也发现40赫兹的脑电波也可以区分高低催眠敏感性人群，但还有一些研究认为40赫兹脑电波可能是“感官上的被暗示敏感性”，而不是针对催眠的敏感性。
因此，当代文献中最支持的假设就是脑电波活动（额叶的θ波形）可以被认为是一种能区分个体催眠敏感性的标准。这种个体之间的基本不同是一种重要的神经-生理-心理指标，并且可被证明是一种相较于标准心理测量更稳定的个体差异（生理上的）测量。此外，相对较高的θ波活动可能反映了一种潜在的认知机制，这种机制与特定认知功能的一种选择性抑制有关（Vogel, Broverman & Klaiber, 1986）,也与对特定过程的关注有关(Graffin, et al., 1990)，还可以促进受试者催眠中的想象能力（Green& Green, 1977; Schacter, 1977）。利用神经反馈等技术调整θ脑波模式并改善患者的状态是一个不断发展的临床实践领域(Lubar, 1991; Lubar, Swartwood, Swartwood, & O'Donnell, 1995;Ochs, 1994; Peniston, 1990; Peniston & Kulkosky, 1989, 1990, 1991;Peniston, Marrinan, Deming, & Kulkosky, 1993; Saxby & Penniston, 1995)。
通过双耳节拍刺激来调节脑波
双耳节拍刺激时最近开发的脑电波调节规程的一个关键组成部分，规程包括呼吸练习，引导放松，可视化调节与双耳节拍（Atwater, 1995）。当立体声耳机的每一只分别播放略微不同（频率）的波形时，听者会感觉存在第三种在两种频率之间的波频，这就是双耳节拍现像。双耳节拍为听者带来的主管效果可能是放松的或刺激性的，这取决于使用的波形频率（Owens & Atwater, 1995）。Atwater（1995）报道说，双耳节拍的参与者有些报告自己经历了一种意识清醒但身体无法行动的状态，这种状态下听者具有低频为主（Δ与θ波），而略微夹带高频的脑波，并且听者的意识会处于一种被暗示性增强的状态。
Foster（1991）研究了双耳节拍的频率与神经反射手段对脑波的影响。本研究的结果表明，双耳节拍刺激和神经反射相结合产生的效果要比单纯的神经反射手段来的要强，但在研究中，仅接受双耳节拍刺激的实验组的效果却要高于任何一组。在一篇双耳节拍刺激对脑电波活动的影响的综述中，Sadigh与Kozicky（1994）报道了受试者在接受了双耳节拍处理后，其脑电波向着预先设计的形态变化了。最近的一项Atwater（1996）与Lane，Kasian，Owens和Marsh（1998）的研究描述了听者对7赫兹差值的（θ波）双耳节拍刺激的反应，并明确其确实影响了听者的意识活动与心情。
因此，到目前为止的研究表明，使用双耳节拍的实验规程可以促进个体脑电波按照预定的模式变化，并加速其认知改变的过程。对实验个体的认知模式和脑波模式的研究不仅可以改变学科使用的方法论，还可以提供测量心理变化的一种客观单位。如果可以利用双耳节拍来增加特定类型脑波的发生，并且，如果特定类型脑波较强是强催眠敏感性个体的特征，那么经过双耳节拍刺激的个体也应该会表现出催眠敏感性的提高。这种敏感度的提高很可能和之前的研究类似，即中等敏感度的个体提升幅度最大。目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如何有效地使用这种方法使额叶θ波强度增加，并且相应地，使催眠敏感性产生相同的增加。
实验方法
受试者 六名受试者从做过了斯坦福量表C的北亚利桑那大学在读学生中选取。所有参与者都是女性，年龄从19岁到32岁不等。六名参与者被按照催眠敏感性的不同进行了分级（两低，两中，两高）。设法保证每一组的受试者的催眠敏感性的变化是最小的，以保证参与者的后续表现能与其在最初的催眠敏感性测量时保持一致。以下标签用作实验参考：LOW/MID/HIGH, 1 = 5min baseline, 2 = 10min baseline。
参与者们均报告他们以前没有被指示放松的经历，如催眠，冥想或正式的放松训练。所有患者均不吸烟或有药物成瘾，且据其报告每月仅有少量饮酒（2次或更少）。为了减少人员冲突，所有参与者均获得了实验报酬。
检验手段 斯坦福催眠敏感性量表C 每个参与者在测试中获得的分数作为后续实验的基线处理。在第三次实验训练结束后，受试者们的表现会被用以与原始分数作比较，以明确在暴露于双耳节拍规程后其催眠敏感性是否有改变。以下是对SHSS得分所应用的范围标准：a低敏感度（0~4），b中等敏感度（5~7），c高敏感度（8~10），d非常高敏感度（11~12）。
仪器设备 脑波记录装置 略
双耳节拍音频 本研究只使用MonroeInstitute生产的录音带来播放双耳节拍音频，并包括对照组录音带与实验组录音带。实验组录音带使用以复杂的θ波为参考制作的双耳节拍，并将其隐藏在音调与粉噪声中。为了保持听者的状态，搭载双耳节拍的音调按如下顺序周期性变化：0~3分钟，C大七和弦（292 Hz.,330 Hz., 392 Hz., 466 Hz.)；3~6分钟，C大三和弦（292 Hz., 330 Hz., 392 Hz., 523 Hz.）；6~10分钟，G大三和弦（196Hz., 247 Hz., 294 Hz., 392 Hz.)；10~15分钟，D减和弦（294 Hz., 349 Hz., 440 Hz.)；15~20分钟，C大三和弦（292Hz., 330 Hz., 392 Hz., 523 Hz.）。实验组磁带诱导θ波的效应是通过持续使两声道相差7赫兹左右而产生的，且随时间频率变化为±1.5赫兹，在四秒内，频率差从5.5赫兹到达8.5赫兹，再返回5.5赫兹。控制组录音带使用与实验组相同的音调，但不包括双耳节拍，控制组和实验组的声音在感知上是无法区分的。参与者并不会知道自己的组别。在整个实验过程中，参与者都佩戴耳机，并在基线测试与实验测试期间分别听取对照组或实验组音频。
实验步骤
设置脑电记录装置 略
多基线脑电记录 在诱导催眠敏感性的音频实验部分之前，两组受试者所收听的基线对照时间长度区分如下：组1，5分钟；组2：10分钟。之后，所有参与者都会被暴露在一次20分钟的双耳节拍刺激下，以上实验会以每周分散地重复三次的频率进行训练。这样的规程可以保证受试者在 收听音频时即使存在延迟，也能体验到相同的刺激时间。这个方法是设计单对象-多基线类型实验的基础，保证了能根据每次实验的前期基线数据检测刺激后其催眠敏感性的变化。在整个实验中，位于额叶的脑电记录装置都在记录θ波的活动占比。
在基线记录之前，所有参与者都被告知：a：θ波增强双耳节拍的一般概念、b：本实验对受试者进行刺激的目的。因此，所有组的实验期望和需求特征都是相同的。为保证在之后的基线实验和刺激实验中采集的脑波的稳定性，所有实验者被要求闭上眼睛并放松2~3分钟，想象她们自己是舒适的，安定的，并体验内心平静的感觉。在这一阶段没有正式的催眠指示被给出。在此之后是5或10分钟的基线记录，或20分钟的刺激记录。
随访 在每次的双耳节拍刺激结束时，每个参与者都被问及其经历与感受。这个随意的“访谈”环节被用来评估参与者收听双耳节拍刺激的主观体验，并探查一些可发生的不良反应。
数据分析
在5分钟的基线记录中，脑电波数据的每两秒钟被平均为一个数据点，共10个，因此对于10分钟基线记录，共有20个数据点。每个刺激时段的脑电图数据平均为20分钟，25个数据点。C统计（Krishef, 1991）被用来分析基线时期和刺激时期一系列的θ波活动数据。该方法的目的是确定基线记录时期与刺激记录时期的θ波活动记录是否存在统计上的显著差异。为了便于解释和确定统计上的显著性，将C统计结果转换为Z 得分；另外，数据被依此绘制成图表，以便结果的可视化呈现。为了确定SHSS:C催眠敏感性得分在前测与后测的得分差异是否超过了基于测量误差的预期，使用由Christensen与Mendoza提出的显著性变化指数（Significant Change Index,SCI）以明确。前侧与后测的变化也被作为图表形式呈现。
结果
假说1：在双耳节拍刺激之后，所有受试者都被观察到催眠敏感性的上升 Fig 1显示了受试者催眠敏感性（即SHSS:C评分）从处理前到处理后的变化。低敏感性组的两位参与者的得分都增加了1。中等敏感性1号受试的易感性从7增加到8。高敏感性组的两位参与者未观察到其分值变化。中低易感性组参与者得分的显著性变化指数计算结果如下：LOW1-SCI=1.96, Sp=0.51, p<0.05; LOW2-SCI=1.96, Sp=0.51, p<0.05;MED1-SCI=3.92, Sp=0.51, p<0.05; MED2-SCI=1.96, Sp=0.51, p<0.05。这些数据表明，在本研究中，低敏感度和中敏感度的参与者在接受双耳刺激后，催眠能力得分显著提高。
假说2：在双耳节拍刺激后，所有受试者的θ波活动都增加了 对测试中与测试前基线部分的θ波活动情况评估首先需要分析明确基线数据的稳定性。这需要对每一位受试者的数据都进行C统计（Krishef, 1991）(统计结果略，详见fig)。 因此，对于6名受试者中的5名，θ波的时间基线都是稳定且适于后续的数据比较的。一名受试者的θ波活动出现了显著下降的趋势，但由于这个趋势与假说所促进的方向相悖，不会成为“假增加因素”，所以受试者们的数据会在接下来的阶段中被继续分析。 为了检验在基线测试和三次双耳节拍刺激中θ波活动的趋势，每个受试者的所有时间内的数据都被用以进行了C统计。（统计结果略，详见fig。HIGH2的θ波显著上升，MED1显著下降）。 因此，对于6名受试者中的5名，在经过双耳节拍刺激后，其θ波强度都有显著提升。
假说3：对中等敏感度的受试者而言，θ波活动增幅最大；对低敏感度受试者而言，θ波活动增幅最小 基于C统计结果的每个催眠敏感性组所提供的数据被用于观察组间催眠敏感性的增加幅度。各组的C值都被计算为平均数，但MED1的数据不包括在内，因为该受试者在整个刺激过程中表现出了θ波的持续减弱。因此，高、低组的C值平均数，以及以θ波增加了的MED2单独计算的中敏感度组平均数结果为LOW Mc=0.36, MED Mc=88, HIGH Mc=0.74。这一分析表明了在中等敏感度组中，特别设计的双耳节拍对θ波的强度具有支持作用。但该结果很难解释MED1受试者的反常情况。参照上文中每个敏感度组的C值，可以发现其实低敏感度组的C值是更低的。
讨论 本研究的结果为提高催眠敏感性和调节脑波活动的独特方法的有效性提供了初步支持。基线和刺激的条件不同仅在于双耳节拍刺激的存在与否，每个受试者在基线阶段都没有表现出θ波活动的上升趋势，直到双耳节拍刺激发生。观察到的双耳节拍声音刺激下的θ波活动趋势可以表明，其确实可以增强θ波活动。此外，参与者在θ波增加的同时，也普遍产生了催眠敏感性的增加，这与预测中的变化是一致的。在每个规程结束后的随访中，没有关于不愉快经历的描述，参与了刺激规程的受试者的报告有“深刻地洞察一切的感觉”、“舒服而放松”等。
研究结果还支持了催眠敏感性随时间推移的稳定性，与不同初始敏感性的个体对催眠敏感性调节手段不同的响应。这一证据相对明显，因为事实上没有受试者随时间推移出现催眠敏感性的下降，或是在整个催眠敏感性平均变化上各自不同。（Fig 1）
虽然本研究没有提供传统的安慰剂对照组来控制期望或者需求特征，但采用了多基线、可改变长度的基线、粉红噪声以及基线时间内没有双耳节拍的载波音调，且受试者对双耳节拍是否呈现并不知情，只允许在研究双耳节拍刺激的演示阶段体验双耳节拍效应。所有的期望在整个实验中是保持稳定的。实验的效果在经双耳节拍刺激后出现非常明显的θ波活动增加的LOW1受试者中非常明显，但和其一组的LOW2受试者在研究的同一阶段收听对照组音频的时候却出现了θ波强度的下降。
如上文所述，天花板效应可能解释了高敏感度组催眠敏感性基本没有变化的原因。Perry, Nadon和Button（1992）的报道表示，在他们对人群的催眠敏感性测试中，有68%的标准人群通过了前四项测试，但只有16%的人通过了后四项测试。如果一个人想要在SHSS中获得高于9分的初始分数，就必须挑战难度更高的认知项目，包括正向和负向幻觉。高敏感度人群的这种潜在的天花板效应在Hilgard（1965）关于SHSS:C中相关项目的难度报告中也很明显，在该报告中，只有9%的标准人群通过了积极和消极幻觉的项目。SHSS:C中的项目在开始时相对容易，但其之后变困难的程度是不一致的；也就是说，尽管SHSS:C的项目是按照难度等级排序的，但等级之间的难度差异并不满足平均的要求。因此，为了准确地解释本研究的结果，至少在定性的基础上，必须考虑到SHSS:C项目渐进的组织方式。实验中，低敏感组在SHSS:C中增加1分与中敏感组增加的1分难度的差距是很大的，因此，中等敏感性在测试中增加的1分对实验和临床来说都更加意义重大。另外，显著性变化指数（SCI）本身并不会照顾到SHSS:C跳跃式的难度变化，本研究中催眠敏感性变化的真正临床意义可能是被低估了的。（还有，SHSS:C中的天花板效应也可能影响受试者θ波的强弱）不管怎么说，这项研究的结果支持了Perry（1977）的结论，即催眠敏感度调节的成功在初始为中等敏感度的受试者中最为常见，这些人似乎拥有某种特定的基本认知框架，或者是一种倾向，能更容易地提供不同的催眠体验，如记录在SHSS:C表上的。
关于双耳节拍刺激对催眠敏感性的影响，本项目的数据显示出了混合的结果。一个有趣的发现是受试者MED1表现出了最大的催眠敏感性的增加，却在刺激规程中具有最大的θ波活动的减弱；而受试者MED2在刺激规程中具有最大的θ波增强，但催眠敏感性增加较小。这些数据表明，θ波的活动可能不是直接影响，或者是纯粹有助于催眠敏感性的。但有一点要注意的是，本实验中并没有进一步详细地把θ划分为θ1和θ2，这可能冲淡了高频θ波的影响（Crawford,1990）。无论如何，Crawford确实建议了用双耳节拍刺激对中等敏感度的个体进行敏感度调节，并强调了个体差异的重要性。当然，对更大的人群的催眠敏感性差异的研究就更应该阐明这种特性。
在未来的研究中，使受试者暴露在双耳节拍刺激中的事件应进一步增加。增加暴露时间可以进一步摸清潜在的天花板效应和双耳节拍与θ波/催眠敏感性的关系。这种设计好的敏感度调节可以更简单地通过家中规程来完成，与通常用于治疗偏头痛等疾病的家中医疗训练并没什么不同。这种类型的规程将能允许患者在真正的应用中延长双耳节拍的刺激时间。另一个临床研究方向可能是在催眠过程中使用背景音乐进行双耳节拍刺激，以进一步增加参与者的催眠敏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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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5-24 01:58: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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